故园无此声

胡启立：我心中的耀邦 

    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要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生的许多关键时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为我指明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支持和帮助我走过人生坎坷之路。

    团中央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民主和谐、最没有官气的一个机关

    我和耀邦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是1955年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召开，当时耀邦同志已经是团中央书记，而我只不过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并被告知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激动又紧张，见到毛主席时该说些什么话？毛主席如果问我什么问题该怎么回答？哪些事该向毛主席汇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体谅到我当时的心情，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时候，耀邦同志找我来了。他先是解除我的紧张情绪，说毛主席是人民领袖，他老人家平易近人，尤其关心爱护青年人，完全用不着紧张，随后又对我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辅导和帮助。他启发我说，毛主席可能会问你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同学们有些什么意见和要求。我说，那问题就多了，不知道该反映哪一条好。耀邦同志耐心地听取了我的叙述，不厌其烦地帮我归纳出几个问题：要加强形势的学习和教育，要增强社会实践，要有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等。然后又教导我说，你是学生代表，要从学生的要求角度提出问题，不能从团干部角度提问题。于是我又把同学们的意见归纳为想听形势报告，但一些领导同志请不来；想参观工厂，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让去；毕业后走入社会，遇到困难容易悲观失望等等。

    到了毛主席那里，我按耀邦同志帮我思考归纳的几个问题，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后很高兴。针对青年对困难思想准备不足，遇到困难会悲观失望的问题，毛主席专门讲了一大段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困难的话。毛主席说：“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是越来越黑暗，但是也不会像探照灯那样，笔直地照向天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战争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的困难不一定比战争时期的困难小，甚至会更大。老一辈人死了，困难就是青年人的了，当然，那时候你们的条件会更好些……”

    毛主席的话，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心想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真刀真枪，你死我活，要流血甚至要豁出生命，那该有很多艰难，和平时期也会有困难，但怎么会比战争时期困难更大呢？半个世纪过去，经历了反右运动、庐山会议、“文革”动乱等历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和人世的兴衰荣辱，我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这段话的分量。

    回头想一想，如果不是当时耀邦同志启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听不到毛主席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论述。耀邦同志手把手地帮助我通过了这场考试，这是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后上的第一堂课。

    第二年，我被调到团中央联络部当一名普通干部。一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我就发现这里跟别的机关不一样。机关的同志不分男女大小，也不论资格深浅，对所有的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包括耀邦同志在内，都是直呼其名，不加官衔，绝没有某某书记、某某部长的称呼。在工作上，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同志之间，也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亲密无间。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和很多同志一样，我从一认识他就称他耀邦同志，直到他到中央工作，后来当了总书记，我还是称他耀邦同志，一直这么叫了几十年。这个称呼，在我们是饱含着信任、亲切和尊重，而他也很乐意同志们这么称呼他，丝毫没有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1964年，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积极倡导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在共青团九届三次会议上，我被破格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我当时的年龄、资历和水平，走到这样重要的领导岗位，无论在团中央机关、团系统内部还是社会上，震动都不小，赞扬、鼓励的话也很多。

    就在这时，耀邦同志和我有一次中肯的谈话。他说，启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这是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是广大团员、青年对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业的需要。这副担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来。可是，你要懂得，职位的提拔不会对你的知识、品德、修养、本领有任何的改变，这一切都需要你通过刻苦学习、艰苦实践才能得到。职位的改变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装，明天穿衬衫，衣服变了，衣服里的人丝毫没变，你还是你，还是昨天那个启立。职务、荣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随时可以改变，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识、道德、本领不会自然改变。你当了候补书记，可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好自为之啊！

    他的这些话，让我服了一服清凉剂，使我懂得了对待名誉地位的正确态度，进一步确立了作为革命者的荣辱观，使我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保持了清醒头脑，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个人与事业的关系，始终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没把当时的提拔看得多么重，也懂得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名利、地位都不过是身外之物。有了这个人生态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遭受残酷斗争时，个人也没有多么绝望和悲哀。由于党多年的教育，特别是耀邦同志的谆谆教诲，支持我度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承受住了在一般人看来是由九天之上直落九地之下的沉重打击。

    耀邦同志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

    “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组部、***工作。每到一个单位，他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住极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率先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全党战略大转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耀邦同志的功绩和贡献是全党同志所公认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绩，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我于1982年4月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主任，并在十二大后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从那时直到1987年初耀邦同志离开党的总书记工作岗位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和见证了耀邦同志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到了书记处后，我感到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过，每天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昼夜难安，但究竟该如何工作，我心中无底。耀邦同志除了指点、帮助我干好书记处交代的工作外，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他说，什么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方针政策，怎么落实？要思考、研究；执行当中还有什么障碍？要想办法克服、排除；同时，还要考虑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都是大事情。同时，还要考虑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每年我们中央总要办成几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个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同时要抓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抓大案要案。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

    现在回想，耀邦同志对我的这些教诲，他都率先做到了。身为总书记，耀邦同志每天日理万机，可他始终牢牢抓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这个主题，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志的设计，精心规划，精心部署，精心实施，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他集中精力，抓了几件事关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指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一时间，实行其他工分制的生产队，也纷纷改为包产到组、到户，到这一年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占78．8％。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依次解决了农村管理上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调节，农民生产什么，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有了积极性，开始了多种经营，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了；然后逐步给农村经济松绑，一步步放开了统购统销，搞活并发展流通领域。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和规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出台一个文件都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分歧。记得就农民长途贩运问题，耀邦同志的意见是：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所以需要小商小贩，他们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卖到城里，有人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什么二道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农民离开了他们就无法发展商品生产。那几年，每当一号文件颁发，全国农民就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农村改革经过这四年全面铺开，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村走上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向面向市场商品经济的道路，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城市的供应大大改善，全国人民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希望，极大地调动了改革开放的热情。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主动争取多干，这样人就变勤了，勤了就会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强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导下，我和教育部门的同志到几个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1985年5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终于形成，经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讨论，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赞同后，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发布执行。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处反响强烈。耀邦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后两个根本好转，在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耀邦不失时机地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酝酿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现在需要搞一个行动纲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关键环节等都要作出明确的阐述，具体地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和经济体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格局。1985年年底，他把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光书记处就召开过多次会议。文件历经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所有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亲力亲为。从中我也深切领会到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所谓“全面”、“开创”的实际内容和深远意义。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对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觉的，是积极主动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主张，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全力推进。如何对待特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当然，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小平同志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团结和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态势；但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功不可没。

    耀邦同志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我到中央工作之后，耀邦同志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中央集体的一员，胸怀博大，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从善如流，时时、处处、事事注意倾听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自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还是昨天的***。这个意思，他当年对我讲过，其实，他对自己也是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有几位老同志听了他这段话，高兴地说，就凭这个话，看来这个人我们选对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同志这一番话，绝不是做做政治姿态，而是作为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耀邦同志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和自觉，除了他个人的历练、修养，还与他对我们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直接相关。他常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听不进不同意见，搞个人崇拜，使党内生活不正常，形成了一言堂，出现了家长制，导致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兴风作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我们党的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耀邦同志深刻地总结了这个历史经验，念念不忘这个历史教训。他时刻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再也不能搞过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对我说：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了中办主任后去拜访老领导，有一次见了叶剑英元帅，叶帅问我，你们民主集中制怎么样？我说，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允许人发表不同意见，大家都能畅所欲言，重大问题都要反复讨论，最后集体决策。叶帅说，那很好。你读过《出师表》吗？其中有一段话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民主集中制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党付出鲜血的代价得来的教训，每当我们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兴旺发达，每当我们的党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会遇到挫折、失败，甚至付出血的代价！我觉得叶帅和耀邦同志在党内生活的重大政治原则上是心心相印的。

    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耀邦同志博大胸怀和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那是在1981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耀邦同志讲话以后，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当场有位省委书记明确表示持有异议，他在讲了一大堆理由后明显带有情绪地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位省委书记发言之后，会议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尽管耀邦同志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也满心希望在党内高层能形成共识，但当他耐心听完那位省委书记的意见之后，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耀邦同志的一席话，让整个会议气氛轻松下来。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畅。久违了的党内民主终于又回来了。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这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耀邦同志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有时是有意识地启发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允许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和他辩论。他明确讲过，在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鉴于历史上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的违背民主原则，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因发表不同意见而罹祸的经验教训，耀邦同志鲜明地提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不进档案）。从来没发生过，至少是我没听说过，因为某个干部向耀邦同志提了意见，他就发脾气或者打击报复将其调离岗位的事情。他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有保留意见，甚至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做，但是在全局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让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又坚持民主集中制。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书记处的重大问题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

    据我的观察和感悟，耀邦同志作为总书记，他不仅是把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视作政治家个人必备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品质，而且一直在思考，***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的问题。耀邦同志曾经说，我们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要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耀邦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要如何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问题，如何处理新时期改革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的问题。他历来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但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要坚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让人说话，以理服人。 耀邦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在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自奉简朴，作风上艰苦深入，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本色，是耀邦同志的又一鲜明特征。

    耀邦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在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耀邦同志干工作几乎是不要命，是全身心地投入，说他是夜以继日一点都不夸张。耀邦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在中南海边上，但他只在每周六晚上回家同家人吃一顿饭，其余时间除了出访、出差，吃住都在办公地点勤政殿。耀邦同志在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他经常加班加点批阅文件到深夜。中办的很多工作人员都知道，耀邦同志办公室的灯是熄得最晚的。

    考虑到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我们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确实，我们送耀邦同志的报告、文件、请示等，他从不积压拖拉，总是很快就批示下来，生怕误事。

    工作上雷厉风行、紧张有序是耀邦同志一贯的作风。1984年1月，耀邦同志到贵州安顺考察，吃完晚饭，时间已经比较晚了。耀邦同志坚持连夜赶往广西百色。因为路况不好，又有大雾，省里陪同的领导同志和身边工作人员都主张第二天天明再出发，他坚持不肯。夜间12点钟，车到望漠，实在走不了了，只好找地方住下来。望漠那个地方很穷，身边同志到当地招待所看了看，招待所都是大通铺，只有县委书记办公室有几个单人床。于是，他就在县委书记办公室里睡了几个小时，工作人员便在会议室的板凳上躺了半宿，第二天早上又接着赶路。中午到了广西一个小镇，他看到街上很热闹，卖东西的人很多，正好有家路边小摊卖贵州米线，三毛钱一碗。耀邦就说，不要找人家地方去安排了，就在街上吃饭吧。说完他就坐在条凳上，点了一大碗贵州米线。吃完饭，老百姓才发觉，原来是***总书记，于是呼拉拉围了过来热烈鼓掌，耀邦同志站起来，恭恭敬敬给大家鞠了个躬，上车就走了。

    还有一次，耀邦同志要上西沙，有些同志出于安全考虑，不赞成他去，劝他说耀邦同志不要去了，那地方连水都是从大陆运去的，你去了会给人家增加麻烦。耀邦同志说：我去不是为了吃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高级干部，不能老在发达地区、中心城区转来转去，我们国家的边边沿沿，贫困地区，这些地方有机会都要去看一下。耀邦同志带了个头，从那以后，中央形成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害、群众还比较困难的地方去慰问，体验和了解民情。 

1985年4月，我随耀邦同志一起出访南太平洋诸国，12天跑了5个国家，外事活动全都安排得满满的，会谈接着会谈，公报接着公报，忙得无暇他顾。回来后，跟着我们出访的工作人员打趣地说，我们跟着总书记去了一趟澳大利亚，连袋鼠是什么样儿都没看见就回来了。

    当了总书记，怎么把党的事情办好，把国家建设好，让人民群众生活得好，耀邦同志真叫殚精竭虑。他吃饭在想，散步在想，火车上在想，飞机上在想，脑子一刻不停。耀邦同志非常注重在基层调查研究，一有机会就往工厂、农村跑，到群众中了解真实情况，体察群众的疾苦，摸清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在他当总书记四年时间里，足迹遍及海疆边陲，民族村寨，贫困地区，他甚至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考察。每到一个地方之前，他都要抽空阅读有关材料，查地方志，读历史书，把这个地方的情况、特点、优势搞清楚；到了地方，又敞开心扉，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换意见，共商发展大计。

    耀邦同志为了能与群众直接交流，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历来都主张轻车简从，他特别反对出行时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搞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为此，他不知对身边工作人员发了多少脾气：你们干嘛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呢？这是给我帮倒忙嘛！你们知不知道，让我脱离群众那才是真正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状况，耀邦同志率先坐大巴出外考察，到省里有时候布置好的地方他不去了，临时决定去某个没有准备的乡镇村寨考察。他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设法努力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耀邦同志对自己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个人谋取过任何的利益。耀邦同志的哥哥一直在农村当农民，生活比较困难，有一次到北京来找他，希望帮助给找个工作。耀邦同志对他说，我们全国有8亿多农民，如果每个家庭有一个人能出来工作、挣工资，就不错了。我们家我已经出来了，如果你还要出来，那我就得回去。你看怎么办？劝服了哥哥后，他从自己工资里给了哥哥200元钱，他哥哥回家还是继续当农民，直至去世。耀邦同志还有一个侄子，省里给安排当了干部。耀邦同志知道了，专门给省里打电话：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因为我是总书记就给他安排，要靠他自己奋斗。结果硬是又给退了回去。

    耀邦同志一向反对领导干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他吃饭严格按照规定标准，非常简朴。记得有次开会，耀邦同志站起来激动地说，这次我到省里去，他们给我上熊掌，怎么得了啊，我怎么能吃呢！我一再说了，大吃大喝不行，咱们讲个价钱好不好，小吃小喝行不行？最大我让步到中吃中喝行不行？但下面还是不听！后来，耀邦同志再到下边去，就变了个法子：刚上两三个菜，他就抓紧吃，三下五除二，后面的菜还没上完，他已经吃饱放下筷子起身走了。他一走，陪同人员当然也跟着走，宴会不结束也得结束了。平时，有些地方的干部和群众给耀邦同志送来土特产品，他总是转交给托儿所或大食堂。

    耀邦同志家住的是一个旧式四合院。他住进去前，负责后勤的同志几次提出要给他翻盖个二层楼，都被他拒绝，最后只是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耀邦同志在那个旧房子住着直到逝世。    

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

    耀邦同志心底无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是待人处世的典范。

    耀邦同志一直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做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耀邦同志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年代的考验和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个人也遭遇过种种磨难和不幸，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圆滑、世故，相反，他对党、对组织、对同志，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对干部，他主张桌上桌下一本账，有什么意见当面说，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待人处世从不搞阴谋诡计，从不搞权术，从不算计别人，他以己度人，也从无防人之心。有一次，当我向他反映一些不利于他的传言，他说，我为党、为人民工作，问心无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只要自己行得端，走得正，别人说三道四怕什么？你不要听，也不要怕这些东西。

    耀邦同志任人惟贤、光明正大，对搞小圈圈、拉帮结派一类行为深恶痛绝。记得是1982年春天，我在天津任市长期间，接到中央调令，让我到中办工作。我当时正在抓拆除地震棚和引滦入津几件直接关乎市民生活的大事，还来不及交接。就在这个时候，又接到习仲勋同志的电话。仲勋同志催促说，启立你怎么还不来啊？小平同志点名调你，你马上到中央来报到。接到电话我未敢迟疑，立即到中办报到履职。到中办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和起草文件的力量，我想调一些干部到中办工作。为此，我去向耀邦同志请示。耀邦同志同意，但他特别叮嘱我说，选干部一定要五湖四海，选贤任能，眼界要开阔，不能只从自己熟悉的圈子里选。

    按照耀邦同志的交代，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让各省市党委推荐，然后从中挑选一部分年轻优秀的干部借调来中办工作。就这样，先后从各省、市、自治区借调了几十名同志轮流来中办帮助工作。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既加强了中办的干部力量，又密切了中央同地方的联系，还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那些在中办工作过的同志，回去后不少人成了当地党政部门的骨干，有的还提拔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这件事，生动地说明耀邦同志在干部问题上胸怀广阔，坚持原则，公心可鉴，从来不搞小圈子或重用私人。

    耀邦同志的纯真还体现在心口一致，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从来没有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时候。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耀邦同志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是由于他心中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说，他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始终是相通的。

    上个世纪